“杨锐在清华不光带课，他还有一间临时办公室，临时办公室的条件还很不错。”刘院长回想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又说：“比我的办公室小一点，但很暖和，空间也不小了，有一扇大窗户，门前还有一个小花坛。”

    刘院长在蔡教授的办公室里比划着，道：“杨锐摆了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另外还有一张行军床，房间中间还空了不少地方，哦，中间是火炉，周围有几把椅子，他还用火炉烤牛肉，说是明炉烤肉更好吃，调料都是全活的，装在小瓶子里……”

    蔡教授在刘院长生动的描述下，瞬间在脑海中形成了杨锐的临时办公室的景象：不大的办公室，但是舒服的办公室……还是能烤肉的办公室。

    “离子通道实验室呢？离子通道实验室的条件不差吧，杨锐不在里面办公吗？”

    “我觉得，也许是清华的临时办公室更安静。看起来，挺适合写作的。”

    蔡教授本来想说离子通道实验室也很安静，但是想想现在膨胀到接近30人的规模，他就不好这么说了。同样是实验室主任，蔡教授可是知道几个实验组忙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如果老板在实验室里的话，会不停的有人来询问如何如何。

    实验室的工作就是这样，事无巨细的需要老板的参与，许多时候，蔡教授也得亲自操作显微镜，或者拿起移液管。

    想要做一名甩手掌柜不是不行，但实验室的进度往往会落后的厉害，如果实验室里的副手有能力单独其他实验室竞争，或者达到实验室主任的水平，他多数也要独立出去了。而在实验室里，数量最多的科研汪和头犬们的人生目标并不是为实验室添砖加瓦，他们在实验室里努力工作的目标，是想尽办法的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以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因此，实验室主任出现在实验室里的时候，科研汪们会将多日积累的疑问放出来。

    这时候，实验室主任的工作就是回答各种疑问了，就像是给科研汪的薪水一样。长期不出现在实验室里的实验室负责人，就像是长期欠薪的包工头，不仅不受欢迎，而且有道德隐忧。

    当然，经常性出现在实验室里，并不代表要永远呆在实验室里。蔡教授在实验室以外有自己的办公室，当他要做行政性工作的时候，就会到这里来。

    “咱们也给杨锐找一间办公室？楼里还有房间吗？”蔡教授问。

    “怎么可能有。”刘院长摇头道：“现在的办公室都排不开了，再说了，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人家清华给的是临时办公室，临时用一下，谁都不好说什么。再说了，杨锐在清华又没有实验室，咱们已经分配了实验室，再分配办公室的话，肯定不合适。”

    “这是个麻烦。”

    “是呀……要是别的老师来找我要办公室，我肯定说尽力克服一下，偏偏杨锐并没有要求办公室。”刘院长的表情很无奈，给人送东西向来是最麻烦的。

    蔡教授沉吟片刻，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说下去，转而问：“杨锐写的怎么样了，他写到多少章了？”

    “十几章吧，因为是英文的，我没有仔细看文稿，你知道的，我读英文的文章慢的很，也累……”刘院士说着笑笑。

    蔡教授的眼睛眯了起来：“你看到的《基因组学》是英文的？”

    “对。”

    “基因组学是他上课的内容吧……他是以自己的教案为蓝本写的这本书，他上课的时候，用的肯定是中文吧。”

    “当然，当然是中文。”刘院长回答。

    “所以说，他写了中文的教案，又整理了一份英文的？”蔡教授的逻辑很清晰。

    刘院长也发觉了问题，迟疑着说：“大概是这样……我看到他桌子上的英文版，当时没多想。我还提出让咱们北大的出版社帮他出版讲义，然后，杨锐说已经联系了出版社，想先等他们的消息。”刘院长顿了一下，又道：“我联络了清华的朋友，杨锐也没有在清华出版。”

    “他当然不会在清华出版了，他是想在国外出版。”身为高阶学者，蔡教授很能理解杨锐的想法。

    在第三世界国家出版的专著，世界主流学术界根本不关心。

    就好像某埃及著名学者以阿拉伯语发表的专著，除非是民族学著作，否则，根本不会有剑桥或者斯坦福的教授去阅读它，想阅读也没有条件，自然就泯灭于众人了。

    所以，在这个英语占据世界主流的世界里，论文要发表在英文期刊上，专著也一定是要以英文的形式在英语国家出版，才能受到可能的广泛的关注。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二战前的德语，达尔文时代的拉丁文。

    中国六十年代做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论文都是一篇中文一篇英文的发表，中文的发表在《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上，英文的发表在国内唯一的西文科学期刊《scientia sinina》（《中国科学》）上。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在二战后，将大量的论文以本国语言发表——苏联和日本。苏联是世界一极的时候自然不用说，苏联完蛋后，俄文期刊也就算是完蛋了。日本则是另类典型，在日本高速发展的时代，在那个日本人可以说不的时代，日本的论文水平也是非常高的，以至于一些英语国家的学者在日本人占上风的领域，不得不找人翻译日文论文。

    听起来很爽是没错，然而，现实是不会向精神屈服的，有时候，人们以为现实屈服了，但很快，现实就会像是永不弯折的竹子似的，飞快的反弹回来，重重的打在你的脸上。

    进入二十一世纪，不能跟上时代的日本学术界，衰退的比经济还厉害。虽然还是有很多日本人以日文发表论文，并被中国人冠以爱国的名义，但在日本全领域紧缩的时代，日文期刊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弱了。新时代的日本学者，也早就开始玩一篇日文一篇英文的勾当，且以英文为荣。

    事实证明，除非中国全领域制霸，就好像全盛期的美国，全盛期的日不落帝国，否则，现实就是英语依旧是地球通用语。使用中文撰写论文和专著，就好像用土库曼语写唐诗一样，不要妄想得到贺知章的赞赏。

    然而，用英语写一本书和用英语写一篇论文的区别是硕大的。

    英语论文都是有格式的，很多中国学者并不精通英语，依旧能够写出合格的英语论文，尤其是80年代的老派学者，许多人的口语甚至不够聊天的，但你让他们写论文，定语从句谓语从句却是用的无比熟练，制式语言随口就来。

    毕竟，论文的要求就是说清楚事情，除了《科学》和《自然》两家期刊变态的要求一点文笔以外，其他论文都是平铺直叙即可。

    写书的要求却是比写论文给《自然》和《科学》难多了，字里行间的变化，就是普通英语国家的学生都不一定能够满足。

    刘院长愣神道：“出版在国外，行吗？”

    “杨锐在国外可是名人呢，美国的全国电视网，就和咱们的新闻联播一样，都报道过他。”蔡教授吁了一口气，说：“他还做出了PCR，还有离子通道的研究，这样的知名度和基础，他在国外出版著作没有障碍，出版商说不定都会帮他润色。”

    刘院长却没有想到这个，不仅再道：“你觉得内容也足够发表吗？”

    “在国外出版一本书没那么难，外国人很少有书号的。”蔡教授笑笑，又道：“不过，能不能卖掉又是一另一回事了。”

    “要有学校买。”刘院长明白过来，道：“这么说，还是挺有风险的。”

    蔡教授点头。国外的大学购买教科书的方式与国内类似又不同。基本上，各个学校都是自己决定采用哪种教科书的，如果是教授治校的学校的话，自然是各个教授决定购买哪种教科书，有些教授会采用自己的教科书，但并不是每名教授在每个领域都有著作，因此，大部分时间里，那些著名教授的著名著作，是大学的教科书的重头戏。

    在一些不是非常广阔的领域，甚至某些教授的某些教科书，会起到垄断性的效果。

    但是，作为一种相对小众的读物，即使成为教科书，学术专著的销量也不会太大，600本或者1200本就称得上畅销了，如果没有成为教科书的话，其年销量往往在100本以下，因为书籍的定价很贵，而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的人民大多并不爱看书，更不会去看学术专著。

    买的少意味着赚的钱少，赚的少意味着出版无价值。

    刘院长想明白了其中关系，不禁愁道：“杨锐怎么老选这么难的选项。”

    “他还年轻嘛，年轻人总是自信。”蔡教授挺能理解的，他要是有条件的话，他也想在国外出版一本期刊。

    “这个，咱能帮上忙不？”

    “联系一两个人是可以，但咱决定不了。”蔡教授是科学院学部委员没错，但中国院士只能影响到中国的一亩三分地，所谓第四阶的学者如是也。

    说着说着，蔡教授心痒难耐起来，道：“我明天正好有时间，我去看看杨锐写的书。”

    “他明天在清华吧。”

    “咱们明天中午吃过饭，骑车过去看，我抽两个小时的空挡出来，等下午三点以后再去实验室。”蔡教授做了决定，就在书桌前的日历上，写下这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