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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 作者:舒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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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替维维擦手,手指光溜溜的,的确没有看见那枚三色戒指。克罗迪娅,我这才明白维维说那番话是什么意思,不由叹口气,心说这都不理解,她就是冲着你孙嘉遇也在那里才去参加舞会的。

    孙嘉遇跟着叹口气,“维维喝醉了会胡闹,你要辛苦了。”

    “她喝成这样你不心疼?”

    “我比较心疼你。”他翘起一边嘴角看着我笑,调笑的意味极浓。

    他笑起来真是好看,牙齿雪白,五官标致,眉眼的轮廓象极了高加索人,却有着当地人比不了的细腻。所以明知道他在占我便宜,一边面孔还是不争气地热辣辣发麻。

    “那什么,上回在七公里市场……那件事儿,谢谢你。”我强作镇静。

    “承蒙不弃您还记得我,真让人感动。”他利索地干掉一杯咖啡,“我把你交给警察的时候,你可是一句话都不会说,死死抱着我不肯撒手,只会流眼泪。”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脸迅速地红了,简直不敢看他。那段时间的记忆,对我来说一直是个残片,就像人喝醉了酒,事后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曾做过些什么。

    我嗫嚅着岔开话题,“还有签证,你帮我一个大忙,也没机会当面说谢。”

    “这话我爱听。”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你打算怎么谢我?”

    我接不上话。这人顺竿爬的水平倒不坏,想起维维说她只要他对她真心,想起那个细腰长腿极尽妖艳的当地女孩儿,我沉下脸。

    “记着啊,你欠我一顿饭,我保留随时追债的权利。” 他很识相,抓起大衣开门走了。

    天快亮的时候,彭维维醒了,在床上反复辗转,痛苦不堪地呕吐呻吟,我跑进跑出地服侍着,为她擦脸抹手,换床单拖地板,累得腰酸背痛。

    她睁开眼睛,仿佛不认识我,沙哑着声音说:“你去睡,我没事儿。”

    “维维,我不认得他,昨晚是个误会,真的。”我急急地解释。

    “算了,不关你的事儿,是我自己犯贱,对不起。”她疲倦地微笑,化妆完全糊掉,一大半眼影洇在下眼睑上,另一半全抹在雪白的枕套上。

    那张脸依然漂亮,美丽的眼睛里却带着煞气。我不敢胡乱说话,只能顾左右而言它,“起来洗个澡,吃点儿东西再睡吧。”

    她躺着没动,眼圈乌青,象大病过一场。“你知道吗?”她笑得似乎很欢畅, “我以为他是路易斯,没想到他是莱斯塔特。”

    我一下笑出声,“你个白痴,真以为自己是克罗迪娅?”

    “赵玫,你可千万别碰他,那不是人,是个混蛋,简直人尽可妻。”

    我唯唯诺诺着答应,她打了个呵欠,终于又沉沉睡去。

    上午有两节语言课,我不想错过。窗外曙光初露,补觉是不可能了。此刻倒下,不到中午十二点甭想起床,我索性换上跑鞋出去晨练。

    一路穿过半圆广场和著名的“波将金”台阶,沿着海滨大道一路跑下去, 对面有跑步的人经过,目光在我脸上长时间地驻留。我没有在意,冲他笑了笑,两人擦肩而过。

    落叶在脚下刷刷作响,早晨的空气寒冷却清冽而纯净,弥散着海洋的气息。身后有脚步声追了上来,我回头,清冷的空气里看到一脸和煦的笑容,犹如春日午后的阳光。

    “早安。”他用英语说,“我是安德烈. 弗拉迪米诺维奇,还记得我吗?”

    我仔细辨认片刻,差点失声叫出来:“小蜜蜂……”

    真的是他,不过今日完全便装,笑容温柔,完全没有警察局里故作冷酷的模样。

    安德烈,奥德萨市警察局刑事犯罪科的警员,今年二十五岁,毕业于奥德萨国立大学。这是他的自我介绍。

    此次邂逅之后,他像是对我发生了浓厚兴趣,每天清晨都会在“波将金”石阶的尽头等我一起锻炼,逼得我天天按时起床和他会合。混得熟了,有时候下了课,也会和他一起去快餐店吃顿饭。

    我大概是有严重的“制服诱惑”情结,曾经因为对德国军服的崇拜,被人在网上狂砸过板儿砖。而安德烈平时干净得象个学生,穿起警服就帅得难以形容,深邃的蓝眼睛在帽檐下带点冷冷的神情,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警察。

    不过比起中国人的伶俐,安德烈和大部分东欧的同龄人一样,有点没心没肺的纯朴,思维总是直来直去,好象脑子里缺根弦。

    他开着一辆二手“拉达”,前苏联的著名国产品牌车,四四方方一个壳,乌里八涂的颜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虽然他并不承认这是辆破车,可北京街头曾经一块二一公里的破夏利,都比他的车整齐。

    他为此严重抗议:“拉达也曾是世界十大汽车品牌之一。”

    我不跟他争辩,只是问他,“听说你们做警察的,黑钱收得很厉害,黑社会都黑不过你们,你怎么窘成这样?”

    安德烈的脸慢慢涨红了,无意中提高了声音,“玫,我希望你向我道歉,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但我从没有起过任何渎职的念头,我很骄傲我是个警察。”

    “对不起,”我没想到他这么敏感,连忙认错,“我言重了。”

    “你应该道歉,玫,你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我喜欢你,可是你不能误解我。”他说得很认真。

    安德烈真是个英俊的男孩儿,连生气的时候都让人心折,我把手插在裤兜里,看着他笑,“安德烈,你真象个孩子。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近墨者黑,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也许你说得对,警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了,人总要活下去。”

    他说的是实情。一个警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不到八十美金。

    二零零二年的乌克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平均收入仍低于国内,物价却比国内高出一倍有余。进入天寒地冻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贵得让人乍舌,西红柿每公斤接近八个美金,黄瓜则超过十二个美金。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费,也只能偶尔打打牙祭,而当地人的餐桌上,仅有土豆、洋葱和胡萝卜,吃到人反胃。

    我耸耸肩,学着瓦西里的口气说:“算了,安德烈同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跟我走,我请你喝酒。”

    “真的?”他喜出望外,看得出是真正高兴。我走过去接受他的拥抱,然后把手臂穿进他的臂弯。

    来乌克兰四个月,对斯拉夫民族表示亲热的方式,我从最初的惶恐已经逐渐适应,但和男性实施起来还是不大自然。不过在安德烈面前,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轻佻,也许是他太实在,很容易就让人消除戒心。

    酒馆里人声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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