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曹元忠动议要刷一刷士林与官场，李沼冯道范质魏仁溥等都反应激烈，而当曹元忠动议要刷一刷商人与市集，冯道等基于安抚与交换的心理，就准备与曹元忠妥协。

    然而郑渭目光地扫了众人一眼，却是冷冷地道：“商贾逐利，官员未必不逐利！商贾为了眼前之利不顾国家，可不见得当官的就会对国家多忠诚。过去几十年，叛国投胡的，是人士大夫多，还是商贾生意人多？要动官员，监察台不许，商人属于民众，要动商人，不妨先问问纠评台。”

    冯道李沼等听郑渭将士拉到跟商人同等地位上，心里都十分不舒服，然而却无法可说——五代的人，哪有多少气节可言！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操纵舆论大权的士每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评判所有人：武人是粗鄙的，人是逐利的，所以都不值得信任。然而作出如此评判的士，便值得信任了么？儒家的圣人定立道德标杆，本来是拿来要求自己的，落到后世末儒那里，就变成拿来评判别人的工具了。魏仁溥道：“郑相的意思，是要请杨国老来议么？”

    郑渭道：“不是请杨国老来议，而是放到纠评台上去议。”

    冯道等为之愕然，只多请一个杨定国来议，事情还控制在小范围的讨论内，放到纠评台去议，那事情可就很难收拾了。

    这几年中原的商事虽然大兴，但商人的政治地位仍然低下——不见这个廷议中奈布几乎一言不敢发么？若不是因为郑渭的特殊存在，刚才曹元忠的动议多半就会通过，商人的利益就“理所当然”地被冯道等人牺牲掉了。而郑渭之所以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也是出于历史原因，而不是因为他是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表。

    眼下商人们再有钱，其财力也影响不了廷议，但若放到纠评台那就不一样了，商户们的财力控制不了的三府二台的大员。但影响众多大大小小的纠评御使就不一样了。

    冯道说道：“大事不谋于众，事若不密，恐误国家。”

    郑渭道：“这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有什么不可说的？这些年行商坐贾出钱出力，秦西之守、漠北之战，前方固然有将士们搏命厮杀。后方也有生意人勒紧了裤腰带支持我们，更别说战后重建、交租纳税，他们也都是大头——没有他们，我们有底气免掉河北、山东、河南和荆北的农税？这个国家本来就有他们的一份，不能太将他们不当人看。真觉得如今的商政有问题。真的要整顿一番，至少该问问他们的意见。”作为宰相的郑渭虽然没有直接否决曹元忠的第二条动议，但和直接否决也没什么区别了，曹元忠知道若是事情摊到纠评台上公开来说，除了将局面闹得更加纷扰之外，通过的机会实在渺茫！他的前两条动议都没有通过，第三条动议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天策十年秋天的这次廷议，按照后世新闻联播的词汇。可以总结说“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大会，一次不团结的大会，一次不胜利的大会”！

    所有人都是各有立场。所有人都是各怀机心。而且各方都对这次廷议的结果表示不满。

    曹元忠自然不用说，廷议结束后直接杀到西山去找郭汾，希望她出来主持大局，但在私郭汾和他并不熟，在公郭汾对曹元忠的信任也远不如对郑渭，所以最后也没有如他所愿。

    至于冯道等人也不满意。在他们看来曹元忠要绕过监察台让谍务司去查官员，如果放任其发展最后怕会变成一种恐怖的特务统治——当然冯道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特务。但类似的情况在唐朝发生过的，那就是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政治。那是所有官集团的噩梦，因此他们当然要戮力抵制。但查一查商人，冯道李沼等却都认为是应该的，在他们看来，郑渭作为宰相不该阻挠，而应该更有“大局观”才是。

    郑渭当然更加不满，曹元忠要绕过民法去查商人、绕过监察去查官员固然让他警惕，而冯道等人竟然把商人的利益当作一块狗骨头丢出去安抚曹元忠更是让他觉得反胃，他成长于西域，虽然也读圣贤书，也钦佩往圣的章道德，可从来没有在中原近儒的圈子当中浸淫过，所以目光自与中原的儒生很不相同，实在不觉得眼前的这帮读书人，与战国诸子的圣贤们有什么传承关系。

    会议散了以后，所有人都各归各位，去忙他们各自的事情。而廷议的内容不知怎么的就泄露出了出去，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就失了真，结果不出数日，就在幽、津两地掀起了舆论上轩然大波。

    士林首先对事件表示出极度的关注，想想也是，在中原进入安定、将军们退入各地军镇军区之后，治之兴几乎就成必然，这时候枢密院跳出来要监控士林、审问官员，试问谁不警惕？尽管张迈在平定洛阳之后起用了大量的年轻士子，但整个中原旧官僚仍然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莫说地方，就算中枢也有许多如李沼、王溥者，就算是出身新晋之臣如范质、魏仁溥，谁又没有一两个曾出仕石晋的亲戚朋友呢？因此消息才一传出，众议纷纷，齐声谴责，枢密院登时成为千夫所指。

    不只是士子们对曹元忠口诛笔伐，坊间的舆论也潜流暗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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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士林的反应是激动而愤怒，那么商人们的反应就是惊恐而慌张，这其中犹以那些与契丹有所干连的最是忧怀，其次则是做涉外生意的，也都担心。

    丝绸之路从西向东延展，在通过沙漠来往的丝路。运送的无不是奢侈品，真正实现大宗商品贸易的，还是天策政权一统河北山东之后的河海贸易。

    在取得河北以后，天策政权一方面保证了以大运河为主干的内河渠道的畅通，一方面又拓展了海上的贸易往来。加上丝路商人的资金注入，几个方面一凑，才有了当前蓬勃发展的商业活力。

    但生意一做大，要想不涉及

    辽、齐、吴越、高丽、闵、汉，几乎就不可能。别的不说，光是辽东的木材贸易。里头就不知道牵涉了多少河北和山东的家族，再加上粮食贸易、棉衣贸易和香料贸易，几个大款项的笼罩涉及到商业圈的方方面面，造船业与“海外”的关联更是千丝万缕，在这种情况下。谁敢说自己和“外国”没有关系的？更别说天津港如今还有不少类似于大智节这样的“外商”！

    当这个消息传到天津，正在给新生儿子摆酒请客的大智节吓得够呛，他不是勾结外国者，而本来就是外国的间谍，所以一听说此事，当晚便闷闷不乐。

    大智节的妻子关氏虽是小户人家，却颇有经济头脑，过去这一年多大智节在天津、河北的一些生意也都交给她的娘家人帮忙运作。她娘家人得了大智节的资本呢，而大智节也需要她娘家人的本地优势，所以关氏在家中慢慢也说得上话了。

    这时看见丈夫的神色。便猜到了几分，一边劝丈夫宽心，一边说：“夫君也不要太过发愁，这传闻也就只是传闻罢了，而且听说不是被否了吗？”

    大智节道：“这次虽说是被否了，但谁知道下次是否就通过了。唉。这天津看来终非我能善终之地。”

    戴关氏甚有志气，骂道：“夫君太没胆色了！这才多大点事情。就怕成这样！只要我们行得正做得正，怕他谁来！更别说我们天津戴家如今也是有头有脸的门庭了。山东、河北乃至燕京，哪里没有我们的生意？就是北京新城、天可汗的宫殿，里头的木材也有我们戴家的！”她自然不知道大智节背后的契丹使命——这等绝密之事，纵然夫妻情深大智节也是不敢吐露半分的，所以戴关氏一直只以为大智节是流落辽东的汉人。

    大智节道：“官府真要整我们时，有时候也不需要什么理由。”

    “怎么不需要理由！”戴关氏道：“奴家虽是妇道人家，却也听变僧说过，咱们这位天子，是以公、平、忠、孝治天下！沧州的纠评台，天津的纠评台，四根台柱上铭刻的都是这四个字。公是公正，平是平等，于国忠，居家孝，四个字里头，公正排在第一！既然公正第一，那无论什么事情就都需要个理由！”

    说书人和变僧不但是天策政权夺取天下的利器，就是中原平定以后，张迈也没有将之束之高阁，而是继续加大投入，使之成为法理普及的最大利器，张迈的许多理念都转变成各种故事，散播于天下各地，以很快的速度深入民间。否则若要依靠那些晦涩难懂的儒家经典，一百年也很难让普通百姓明白。

    戴关氏顿了顿，又说：“若是真有叛国的证据，那是杀头了也活该，但没有证据就可以监控抓人，那非出冤案不可！当官的抓不动，就要抓我们这些买卖人？枢密院的动议要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密子会趁机骚扰市集，敲诈商家，这事我们可不能答应。这件事情，我们还得打回去！”

    大智节吃了一惊，道：“打回去？你可不要乱来啊！枢密院那边只是动议，又没成行，你打什么乱子！”

    戴关氏道：“夫君你刚才说的对，这次是没通过，但万一下次通过了怎么办？真等通过了就迟了。所以咱们得打回去，叫嚷出来，叫上头的人知道我们底下人的苦处！”

    大智节听得暗暗叫苦，说道：“你要怎的？那是枢密院！大唐天下无敌的唐骑都掌在他们手里的。他们不来查我们我们就得去烧香了，你还想打回去？怎么打？还要叫嚷？叫嚷给谁听？”

    戴关氏道：“对下是叫嚷给国人听，对上是叫嚷给上面的人听。天子西巡了，娘娘不是还在吗？”

    说书人和变僧体系所宣扬的理念，受张迈影响深重。所以就算是市镇妇孺，有时候也学会了张迈的一些语法，甚至思维，但在传播的过程中却不免有所走样，比如张迈尚未称帝。但民间叫起来，不是天子，就是万岁，郭汾未称皇后，但就是娘娘。在妇孺们心中，叫皇帝也罢。叫元帅也罢，叫夫人也罢，叫皇后也罢，总之就是那个意思。口头上换一个称呼其实影响不大。

    大智节笑道：“你一个刚坐完月子的妇人，能叫嚷给谁听？还能让娘娘听到？”…

    戴关氏笑道：“那可未必！有件事情。还未跟夫君说呢。我哥哥呀，选上沧州的纠评御史了！”

    大智节愣了愣：“你……你说什么！”

    戴关氏道：“我说我哥哥选上天津的纠评御史了，夫君你可欢喜？这事还没公布呢，不过就这两天了。昨天晚上，杨国老也亲自接见了我两个兄弟呢。”

    “杨国老？哪个杨国老？”

    “就是杨定国杨国老，纠评台掌管‘代万民言印’的那位。”

    大智节骇然道：“遮莫是杨鹰扬的父亲！”

    杨易自破契丹，在北国威势一时无二，无论漠北还是辽东。提起鹰扬二字那都是能令小儿止啼的。

    “是啊！就是大破契丹，打得辽国皇帝魂都没有的鹰扬将军的父亲！”

    大智节一时间听得呆了。戴关氏的哥哥这段时间在天津很活跃他知道，但他可万万没想到自己那个连字都不认识的大舅子会选上纠评御史！甚至还见到了杨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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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是一座新城市。也是一座移民城市，尽管开港还没多久，但随着海贸的急剧发达，已经聚拢了大批的人口，这里头上层是军方、官方和往来的各大商户，以及牵涉到海外贸易中的河北、山东大族。中下层则是趁着这个势来天津讨生活的农民和小市民。官是流官，军是轮守。商户往来也多不留根，如今确定落籍天津的人。八成以上反而都是这些下层百姓。

    天津的地理位置，东是大海，西面北则幽蓟，南则沧州

    ，幽蓟百姓被契丹迁徙一空了，所以涌入天津作下层劳力者，以沧州人最多，可以说沧州便是天津的后院，这些沧州人身在异乡，自然以乡情关系互相关照，久而久之便形成一股势力。

    戴关氏的娘家也是这里头的一员，他的兄弟在天津才开港时就来这里闯世界了，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才有了后来戴、关两家的联姻。

    戴家出身寒微，这是大智节看重的地方，他虽然有钱，却想低调，新婚之后宠爱新妻，也关照了戴家兄弟不少好处。而且戴关氏的几个兄弟的确帮得上忙，许多事情大智节不方便出头的，便都由关家兄弟代为出面。

    不料戴家兄弟虽不识字，却为人四海，很有点政治家的天赋，他们一方面动用老乡的人力与本地人优势帮姐夫的生意铺路，同时也利用大智节的财力与关系帮在津沧州老乡解决了许多问题，渐渐地竟然在天津的沧州人里头建立了不小的威望，民间呼声甚高。

    杨定国在各地建立纠评台，天津可是与邺都、开封并列的政治高地，所以他本人还亲自下来了。像关家兄弟这样出身下层、豁达活跃，名声又好、人气又高还具有一定的见识的本地年轻汉人，简直就是一个为纠评台量身订造的种子，放在哪里都是天策重点吸收的对象，想不入杨定国的法眼都难！

    戴关氏今晚与丈夫说话时，会显露出那么高的心气，也和自家兄弟出息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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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智节听着妻子说着关家老大与杨国老见面的种种细节，说者滔滔不绝，听者却暗暗叫苦。他是千方百计地想低调，不料到头来却变得无比高调——都见到杨定国了还被大加夸奖，甚至还派了一个士子来给扫盲普及种种法理知识与公务流程，这就是瞎子也看出栽培的意思了，以后关家就是想低调都不行了。

    戴关氏有点被娘家冲，竟未品察到丈夫神色中的细微变化，犹自说道：“夫君，咱们戴关两家如今一体。戴家的事情，就是关家的事情。事情不平，等我兄弟做了御史一定要出声的！”

    大智节惊道：“不要！万万不要啊！”

    “为何不要！”戴关氏道：“夫君不要担心害怕，枢密院再大，也大不过杨国老。镇国六印。他们枢密院有一颗没？咱们只要按章程说话，便什么都不怕！再说，这也不只是为了戴家，而是为了的商户。其实也不只是商户的事，市集要是真的乱了，我们这些苦劳力的生计也会大受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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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之后。戴关氏的兄弟关大河果然当选为天津纠评台御史，他出任纠评御史后的第一件事果然就是质问枢密院是否真的打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要严查各地市集商户，因为此事可能会扰乱各地的商业秩序，所以他要求枢密院作出正面回应。

    这件事情眼下传得十分厉害，各种各样的流言都有。各地商家也都是战战兢兢，只是作为四民之末久了，不敢出声，这时有人替他们出头，登时应声云集。

    士林的一封封的弹劾奏章投往西山，堆积在了郭汾的案头。邺都、开封新建的纠评台也继天津之后都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要求枢密院对此作出解释。

    郭汾甚是烦恼，向冯道请教该怎么办。冯道说：“此事大逆人心，因此引起如此舆潮，始作俑者。宜加斥责。”

    郭汾虽然从未正式处理过政务，但她在张迈身边日久，张迈有什么事都不避她的，所以对张迈处事的风格了然于心，隐隐觉得若是张迈在此，定然不会采纳这样的建议。只是究竟该怎么决断却也没主张——她本是利落无比的人，但遇到这等天下大事却没了主意。

    张允照见母亲忧心。说道：“爹临走前不是说，政务上的事情可以问翰林。军务上的事情可以问定辽吗，枢密院涉及军务吧？既然如此何不问问易叔叔。”

    郭汾看了长女一眼，笑道：“‘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你爹给我们说三国，孙权是他母亲提醒了他，如今我却得女儿来提醒，我真是糊涂了！不过这里离定辽也远，一来一回，不知要多久。”

    张允照道：“远一点才好。不刚好有时间让各方静一静？”

    郭汾便拟了书信，飞书驰问杨易，燕京与定辽之间建有飞书快驿，三日后杨易就收到了书，七日后郭汾就收到了回信，杨易的态度十分明确：曹元忠身为枢密副使，有权力动议谍务审查，只要廷议通过，便可执行，廷议未过，事情便罢，既无需因此承担不必要的责任，也不必回应纠评台的质疑——只是此事本该保密，为何却泄露于外，从而引发中外流言，所以应该斥责者不是曹元忠，而是廷议的泄密者！

    拿到杨易的回信之后，郭汾想想也觉得有道理，却不知道该如何找出廷议的泄密者，既要把人找出来，又怕大张旗鼓，动摇政局。

    张允照说道：“那还不简单！参加廷议的就那么几个人，母亲一个个地给他们写信，质问他们不就行了？”

    郭汾道：“他们要是不认呢？”

    张允照笑道：“那些变僧说书，不整天吹嘘我们大唐现在是‘众正盈朝’吗？都是正人君子的话，想必不会做了不敢认。再说了，这种事情真要查总能查得出来，撒了谎之后再被拆穿，以后还有脸呆在朝堂上吗。”…

    郭汾笑道：“好像有点道理。”便要叫来李昉拟信，张允照道：“让人代写，不如母亲自己亲笔写信来得有威慑力。”

    郭汾道：“我可写不出好字来。”

    “要什么好字。”张允照道：“把话说清楚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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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汾

    果然按照女儿的建议，给参加廷议的所有人——包括政府四宰执、军府两枢密、翰林四学士以及监察台魏仁溥都写了一封亲笔信。

    这是国母的亲笔信询问，比当面质问还要严重几分，撒谎自然是容易的，但这个谎言若被拆穿，代价就会很大——何况所有人几乎是同一时间收到书信，没人知道郭汾是问所有人同一个问题。

    不得不说，如今的天策朝堂。至少最高层这里就算不是众正盈朝，至少道德平均水平在及格线以上：如李沼，如张中策，正义感都极强；如冯道，如范质。如魏仁溥，心中也都还是有一条道德底线；曹元忠在众人中最无下线，却还懂得审时度势；郑渭则是有一种很明显的出世心态。

    因此郭汾的书信一到，被牵涉到的有好几个人都是彻夜不眠，最后回信的结果，冯道和魏仁溥都都坦白了自己曾向门人提起此事。冯道比较老油条，说的比较委婉，魏仁溥年纪尚轻，接到郭汾的书信后深受良心责备，回信时甚至还主动剖白了自己泄露此事的阴暗动机。请求论处。

    奈布也坦白了，他倒不是良心过不去，只是以为郭汾会问起定是东窗事发，胆小之下吐露了实情。

    曹元忠也坦白了，他的是在子侄面前泄愤，不知子侄是否曾泄密——在这件事情上，曹延恭等未必会主动泄露，因为这么做只会对曹家不利。但曹元忠故意选择坦白。

    除此之外，其他人便都表示自己未曾泄密，郑渭那边连书信都不回。只是在信的尾端写了“无此事”三个字就把信退了回来，既有光明正大之意，也显得他对郭汾如此质疑他十分不满。

    郭汾收到所有回信后，又请来*官张德，向他请教应该如何处置。

    张德知道事情始末之后说道：“廷议需要保密，事先并未成。所以法无明例，只是一个默契。但夫人今日的处置，后世怕就会定为成例了。”

    郭汾道：“这种事情肯定是错的。法无明，落在小民身上可以放过去，但朝廷诸公用来互相攻击就很不应该了。只是应该如何量罚。”

    张德道：“法之量刑，要想杜绝，就得严。”

    他走了以后，郭汾思前想后，难以决断，张允照道：“母亲又为难什么？”

    郭汾道：“我想按照道理处置，只是担心你爹爹不在，政局不稳。现在舆论已经很喧扰了，我再重处一大批人，只怕会出乱子。”

    张允照笑了起来：“军队会不会乱？”

    郭汾道：“不关军队的事。”

    “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吧。”张允照说：“什么乱糟糟的舆论，吵嘴巴架罢了。真要出什么大乱子，最多爹爹带着天策上将印，领兵从西域杀回来呗。”

    郭汾笑道：“那也是。”便给张迈写了一封信，将事情始末以及她自己打算如何处理的想法都说明白了，写完之后，忽然又想：“他既然当甩手掌柜，把事情都扔给了我，那我就代他论处了，又有何妨！还问他做什么！”

    便终于下了论处：革冯道大学士位，以议政学士代掌翰林院；革奈布商科议政学士位；革魏仁溥都御使位，降为副都御使暂领监察台；削曹元忠上将军衔，降一级行走枢密院。

    论处公开之后，外界才知道了郭汾质问诸大臣之事，而舆论不免又为之一片喧哗，事情会歪楼成现在这个样子，所有人都大感意外。而郭汾以女主代管传国玉玺，竟然没有经过张迈同意就敢罢大学士、革都御使、削上将军！

    翰林院属于天子顾问，监察台直接向天子负责，所以论处盖上传国玉玺就可以生效了。但要削曹元忠的衔，就得行书西域让张迈加印同意才行。

    只不过论处下来之后，冯道仍然八风不动地呆在翰林院，魏仁溥却深感耻辱，自觉无颜再任监察台都御使，当日就往西山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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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传到渭水南岸，桑维翰兴奋地对刘知远说：“不意机会来得如此之快！张迈不该此时远走，他的婆娘又无见识，不知权衡！如今天策牝鸡司晨，朝局必乱，此天亡张氏也！令公，我们的机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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