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92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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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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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东部陆地边界，达今日之辽东，其实际控制地区直至今日朝鲜；东部及南部的水域，囊括四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皆为中国内海；西部陆地边界，达今日甘肃西部之临洮以西，直至青海东部之羌中地带；北部陆地边界，达阴山以北之广大草原，反击匈奴之后的实际控制区一度达到今日之贝加尔湖地区；南部陆地边界，达今日之广东最南端，以及越南大部分地区，并实际控制南海水域。
如此广袤辽阔的疆域，仅以陆地面积看，大体应当在六百余万平方公里。
在两千多年前的地球上，在西方文明还处于一个个城邦政权的时期，华夏世界就已经建立了如此广袤辽阔的东方统一帝国。这无疑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奇迹。
秦帝国的巨大影响力，使周边文明将秦帝国名号看做中国标志。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秦帝国的周边文明，直至两汉，都将东方华夏世界称为秦。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传》中，都有这样的记载。
清代顾炎武解释这一现象说：“彼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犹今言汉人也。”当代已故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在他的大型史料汇编《秦始皇帝传》中，对中国的古典外文称谓做了诸多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各种古代文字中的中国名号，都发源于“秦”称号。他所列举的古代主要外国文字的以“秦”称谓中国者，有八种：
古印度的梵文，称中国为支那或支那斯——秦，发音为 bsp;as；
希伯来文，称中国为西尼姆——秦，发音为 sininm；
古代康居国文，称中国为秦斯坦——秦国，写作 ；
罗马拉丁文著作，称中国为秦国，发音jhin；称秦都城为秦尼，发音jhinae；
希腊文，称中国为秦尼国sinae；或秦尼策国jzintza；秦尼斯达国jzinista等；
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那斯坦——秦国，发音zhinastan；
中世纪阿拉伯文，直称中国为秦，三种发音为，jhin；
波斯文，称中国为支那，与印度同，发音 a。
除此之外，马非百先生的另一个考证结论是：战国秦的西部本土、巴蜀两郡，以及云南地区，与西域及外部世界，有更为频繁的通商，比当时中原地区的外部联系要更多一些。是故，以古代西域传播为基础的世界其余文明地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是基于对秦的了解而实现的。秦统一之后，这一状况更为明显，影响十分久远。
2.秦帝国的整合民生大建设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帝国及时有效地整合民生，整个华夏世界保持了有序状态。
（1）郡县官署的跟进设立，是秦帝国整合民生的第一战略举措 若不对灭亡之国的故土立即做出有效控制，民生无着，那么即或灭了六国，天下动荡也会此起彼伏，甚或会引起更为普遍的大混乱。但是，在秦灭六国的战争过程中，除了韩国故地的贵族势力发动了一次复辟事变，其余五国故地之民众，都没有发生任何动荡。根本原因是秦国在大军之后政权建设的紧密跟进。在统一战争的十年中，秦每统一一国，都立即在所能控制的领土上设立郡县，建立官府，安定民生，监督贵族。
所以，在秦灭齐国之后，山东六国所能实际控制的区域，都先后建立了郡县政权。中国腹心地带的社会秩序，始终保持着基本的稳定。虽然，战争期间的郡县设立，这时还没有与统一政治文明的创建有机整合起来，但是，作为满足社会民生需求的先行步骤，绝大部分郡县政权，在统一战争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了。36郡或者48郡，在公元前221年，绝大部分已经都有了。
先行在统一战争中普遍跟进郡县政权的建设这一战略举措，对保障战时社会的安定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历史作用。事实上，这一战略举措，也是秦帝国整合民生大计的第一个步骤。它的实际意义，在于使秦帝国在之后的所有政策实施中，拥有了一支强有力的政策推行力量。
（2）第二个战略举措：销毁天下兵器，还社会以和平康宁史料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这件大事，是在统一六国的当年——公元前221年立即实施的。显然，这是一则事先谋划好的重大战略举措。
这一政策，在天下民众热诚拥戴中国统一，“莫不虚心而仰上，人人自以为更生”的时候实行，其首要目标并不是防止人民反抗。从当时天下痛恶长期战争的社会心理来说，收缴并销毁天下兵器，其首要的自觉目的，是要建立和平康宁的社会秩序，以消除六国贵族复辟势力再度掀起战争风浪的基本条件。连带的目标，才是防止民众反抗动荡。
依据后世史书，以及后世史学家对《史记》的不断补正与注释，收缴、销毁兵器这件大事的脉络，及其后续事件，是清楚的。
公元前221年秋，秦始皇帝下令收缴并销毁、重铸天下兵器。以当时秦帝国令出必行的执法力度，应当是基本上收缴了除秦国军队之外的天下所有兵器。当时的山东六国，有军队四百万上下，以每人3件兵器计算，再加上战国时代民间普遍拥有兵器这一事实，当时天下的兵器数量，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至少，兵器总数量超过了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时期。这些兵器被冶炼销毁后，铸成了两样东西：一是连带钟架在内的若干口大钟，二是12座巨大的金人——铜人。这些金人，以西部抗击匈奴的秦军大将“翁仲”为原型，每尊高约5丈6尺，重达34万斤，矗立在咸阳宫前的广场上。
有汉一代，这12座金人依然矗立在长安城的未央宫前。据《水经注》记载：东汉末年，“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当指陕县以北的黄河），于是金狄灭。”
至此，12座金人从历史中最后消失。
（3）第三大战略举措：推行“定地势”大建设政策 这件大事，《史记》引用的秦代碣石门石刻是这样记载的：“皇帝奋威……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服；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分并来田，莫不安所。”秦代石刻是三句一节，上述四节十二句，集中讲述了秦帝国统一之初推行“定地势”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效果。
从内涵上说，“定地势”，就是整治地理环境，平整自然险阻与人为构筑的种种障碍。
从整体上说，这一政策包含了四个方面的普遍工程：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疏浚漕渠。让我们来看看这四个方面包含的具体内容。
其一，堕坏城郭。请注意，依据《史记》正义对这四个字的考据辨析，坏城郭，是一个单独的名词，是指年久失修已经自行毁坏的城池。堕，是动词，夷平毁去的意思。四个字连起来的意思是：拆掉已经老旧毁坏了的城池，夷平地势。
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在大变法中全面发展，一方面是诸侯分治，霸权迭起，刀兵连绵，城池要塞构筑如林。及至战国中后期，七大战国中除了韩国，每个大国有军队驻防、有人口居住的大小城池，大体都在一百座上下，秦、楚两大国的城池更多。有许多封地领主基于分治需要，也在自家封地上建造了许多小城小邑。也有许多中小诸侯国基于盘查商旅或军事防守，建造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要隘关塞。种种城邑与要塞关隘，都因为种种自然灾难，或者战败失守而遭受大火焚烧等原因，成了事实上废弃的城池。这些已经丧失了功能的废弃城邑关隘，矗立在原野，矗立在交通要道，矗立在河流码头，既占农田，又碍交通，有百害而无一利。
拆毁并夷平这些废弃城池，恢复大量农田，并使水陆交通畅通，从而便利民生，是一件重新规整大地环境的实实在在的好事。
其二，决通川防，疏浚漕渠。
这两件事互有关联，在实践中也是一体化实现的，故而连在一起说。
自春秋动荡开始，至战国分治天下，各国在江河湖泊各自修筑堤防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尤其是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周、韩、魏、赵、燕、齐六个政权，都曾“壅防百川”，也就是用土石修筑大型堤坝，各以自利，同时危害他国。
据《汉书·沟洫志》记载，赵魏齐三大国的大河堤防战，曾经很是惨烈。
大河东岸，赵、魏两国地势高，齐国地势低。为防止赵魏河段的洪水淹没本国农田，齐国在距离河岸25里处，修筑了一道大堤。从此，只要河水大涨，遇到齐国大堤便倒卷回来，反而淹没了地势高的赵魏农田。赵魏两国大是不满，会商之后，也在离河25里处的齐国大堤对面，共同修建了一道大堤。
如此一来，只要大河涨水，便在两边堤防间冲击游荡。汛期一过，积起厚厚一层淤泥，渐渐隆起成为肥田。于是，三国民众纷纷进入堤坝区耕耘，争夺激烈，并迅速盖起了巩固土地权的一片片庄园房舍。但是，一遇洪水冲毁堤防，每次都死人无数。于是，赵魏齐三国便从原堤防处后退，在距离城池已经很近的地段，再度建起了更高大的堤防。后来，大河洪水在两道高大堤防夹击下没有出路，非但淹没了所有农田，还冲进城池，淹死了三国大量人口，造成了巨大灾难。
这就是战国之世的堤防战。地势低者不愿让地给洪水出路，地势高者不愿低处筑堤而洪水倒卷，各以堤防堵截洪水，造成经常性的洪水大泛滥，致使生灵涂炭。这种共享水流但却没有系统规划的堤防，以各种相互阻碍的方式建了续作，是战国时代危害民生的重大灾难之一。夷平这些相互冲突的堤坝，只有统一的大国，统一的利害筹划，才能有效做到。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人道大政。
疏浚漕渠，是决通川防这一大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漕、渠，都是指人工开凿的水道。漕，是以行船为主的水路交通大道，就是后世所说的运河。渠，是以灌溉为主的行水之沟。战国之世，各国修建的漕渠很多，水利的发展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其中，最大的漕——运河，是以魏国为主所修建的沟通黄河、淮水、济水、汝水、泗水五大流域的鸿沟运河水系。后来，秦帝国修建的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灵渠，是鸿沟之后另一条最大型的运河。
另外，由楚国修建的，有沟通汉水与云梦泽的运河、沟通长江与震泽（太湖）的运河、沟通江南五湖的运河；齐国修建的，有沟通淄水与济水的运河；还有魏国西门豹修建的，沟通漳水与邺水的漕渠兼顾的水道。
战国时代，各国修建的以水渠为轴心的灌溉农田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很多。最著名者，是秦国的李冰渠——都江堰、郑国渠，以及秦帝国在疏浚漕渠的同时，新开的会稽郡的通陵渠、长沙郡的汨罗渠、陇西郡的秦渠、陈郡的琵琶沟等大型灌溉工程。
但是，这些漕渠在战国末期的数十年中，由于山东六国不断地衰落以至濒临灭亡，几乎完全没有人力物力以及国家的动员能力去维护了。漕运水道多有淤塞，农田灌溉渠道更是损毁严重。当此之时，帝国将决通川防、疏浚漕渠当做“定地势”的轴心工程大力推动，对于恢复水运交通，恢复农耕经济，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人道大政。
定地势的另一项大工程——夷险阻。
险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交通与商旅构成巨大障碍的自然地势；一种，是在交通要冲地带人为构筑的地形障碍。前者如关中到九原的山梁沟壑，后者如各国在山口要道或江河主要渡口所构筑的壁垒、山梁、堑沟等军事阵地。夷平前一种险阻，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交通建设。同时动工修建的秦直道，其最主要的工程量就是“堑山堙谷，夷去险阻”。夷去后一种险阻，最主要的意义，则是消除人为的交通障碍，使民众交往、商旅贸易更加便捷。
凡此等等大型工程的实现，等同于对整个华夏世界的生存环境，作了一次大修复，其在当时的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算过高。是故，碣石门石刻所言的社会反应，应该是自然而真实的。
地势平定之后，男子乐于耕耘了，女子安于桑麻了，百事各有秩序了。工程给所有的产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对于新开垦的土地，无论是分还是并，民众都安然接受。显然，这种泰然安乐的社会情绪，既是连绵刀兵之后的颓然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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