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68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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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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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等；其二，《汉书·艺文志》所列，只是流传下来的思想学问流派及其著作，春秋战国思想群及其创造成果的宏大全貌，我们已经永远无法复原了。譬如，那时的兵器制造、水利工程、交通建设、城池建造等都在大规模发展，而当时的治水、筑路、建城、兵工等各个领域，都有专门的大师级专家与研究成果。可是，它们却没有流传下来。
我们鸟瞰的，只是残缺的历史。
即或如此，面对已经残缺的煌煌星云，我们仍然惊叹不已！
3 原典思想大体系是我们的文明根基
春秋战国的原典思想大爆炸，对中国文明史有着最为重要的深远影响。
首先，这一时期对中国此前两千余年的文明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总结与大反思。自黄帝时代到大禹治水，自夏商西周到当时的春秋战国，两千余年间中国族群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历史、经验教训，都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了大规模的总结，全方位的反思。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所有关于中国远古社会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足迹、文明形态、成败得失等，都是春秋战国思想群发掘整理的结果。这种大总结，在史书与文献中表现出的相关史实与相关结论，一再为当代田野发掘，被借助科学手段的当代考古研究所证实。这充分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对此前中国文明史的总结，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其次，在总结此前两千余年文明史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思想群对当时社会实践的所有领域都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与总结，并在各个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法则。从政治文明到人民生计，从实业活动到精神世界，举凡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都呈现出极其丰厚的理论总结成果，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历史导向的作用。所有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价值评判体系，都成为华夏族群传之不朽的基本价值观念。
再次，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总结与反思，春秋战国思想群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也进行了普遍而深入的探索。如何结束长期战乱？如何结束裂土分治？如何在战争中体现仁善之道？华夏世界要不要统一？统一之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是重回分封制，还是实现郡县制？等等等等，举凡向前迈进的基本问题，在战国时代都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探索，提出了种种对策。假如没有这种关于文明发展方向的深度探索、普遍酝酿，那么秦帝国统一六国之后迅速建立起成熟的中央集权制，迅速推行郡县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第四，春秋战国所迸发的思想成果，几乎都具有原创特质，几乎都是我们民族的原典著作。即或是对先人思想与著作的注释，也渗透了创造性的诠释。此后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筛选，这些原典依然保持着永恒不朽的突破品格。由此，这一时代的原典大系，形成了我们民族最为雄伟壮美的思想圣地。
基于上述四方面的特质，春秋战国的原典思想大爆炸，成了我们的文明根基。
迄今为止，构成我们民族文明特质的生命意识、存在意识、政治意识、战争意识、价值观体系等，都是在那个时代生成的。用当代语言说，我们民族整个世界观的根基，埋藏在那个时代，而不是别的任何时代。可是，由于西汉时期意识形态的悲剧性大转折，秦帝国之后直至清末的两千多年，中国历代的官方史书，都在对那个时代进行着无休止的扭曲，无休止的抹黑。
有鉴于此，在对那个时代原典思想大爆炸进行总体鸟瞰之后，我们有必要对那个时代汪洋恣肆的思想星云，进行一番基本的分析与评估。
4 春秋战国原典思想大系的历史特征
从总体上说，春秋战国原典思想大爆炸的最重要特质，在于震古烁今的创造性。
这种创造性，具有四个方面最重要的历史特征。
其一，全面性。创造的全面性，是说这两大时代的思想探索活动，所涉及的社会领域的广泛性。在此前的中国古典社会，不乏局部的个别的思想创造。在秦帝国之后的中国古典社会，也不乏局部的个别的思想创造。但是，作为广泛涉及所有社会领域的思想精神大探索的历史浪潮，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却只在这紧密相连的两个时代出现。在五百余年中，春秋战国的思想家漫如星云，对各领域的普遍清理，对各领域的普遍总结，对各领域的普遍发现，对各领域的普遍反思，构成了那个时代汪洋恣肆的思想大潮。这种对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立体覆盖式的大探索浪潮，在整个人类古典社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其二，自由性。思想创造的自由性，包括两大基本方面，一是治学的自由，二是传播的自由。这两大时代的思想探索与创造活动，在治学与传播两个方面，所受的种种社会限制，在历史上达到了最少的程度。意识形态的束缚羁绊，基本上没有。官府机构的言论管制，基本上没有。私学流派之间的竞争，完全平等。各种学派或士子个人的游说活动，基本上没有任何来自非物质领域的限制。著书也好，立说也好，传播也好，无所谓社会不能接受的异端，无所谓犯了什么忌讳。
只有那时，人生对知识思想的追求，是以充满诗意的“游学”形态表现出来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在那个时代被视为士人阶层的必经阅历。凡此等等，都使春秋战国的思想探索活动，达到了天马行空而自由驰骋的境界。
同时，国家成立的官学机构，典型如稷下学宫，非但不限制私学思想的自由传播，反而以聚合天下流派展开争鸣为最大荣耀。论战争鸣之高下胜负，不依赖国家权威力量的裁定，而在于社会实践的接受与评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在两千余年之后才得以在中国社会明确树立的价值观，恰恰在那个时代是最基本的常识。
其三，独立性。思想创造的独立性，是说思想体系的生成不依附任何权威的自我性质。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群，多有从原有流派中走出来而独立成家的。墨子、吴起、荀子三人的根基，皆出于儒家，而后却都独立成为大家。韩非子、李斯皆出于荀子学派，而后又都成为典型法家，并未如同老师那样儒法兼顾。
凡此等等，都说明了一种历史现象：那时的士子阶层治学成家，不依赖青少年时期的学习门派，而完全取决于自己在成熟之后是否具有独立的思想。一旦有独立思想，著书立说，即可独立成家，收授学生，传播思想。没有固有的师从流派之限制，没有学派之间的党同伐异。出身官府之学也一样如此，老子、孔子、庄子、商鞅、范雎等，都曾经出身于官府吏员，都曾经在官学体系中生成了自己的独有根基。但其一旦思想独立，一旦走出官府，便成为独立的思想家，再没有必须依附官府的顾忌。
思想之自由，人格之独立，在那个时代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实践张扬。国家与社会在选择人才，人才也在选择国家与社会。“合则留，不合则去”，“留者用之，去者送之”成为士人阶层与国家社会在双向选择中的普遍原则。
其四，原创性。从主流上说，从普遍性上说，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思想探索活动及其成果，基本上都是原创性的。即或是这两大时代的总结、整理、注释、辑录、记载等治学领域，也普遍带有开创性的特点。
这种原创性，几乎体现于每一个社会领域的创造性思想，体现于每一个实业领域的创造性法则。那个时代，创新意识弥漫于全社会，原创精神弥漫于全社会。社会在日新月异，实践在不断变化，思想探索活动也必然在全面宽松的环境下，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正是这种普遍的原创精神，普遍的创新意识，使那个时代的原创经典比肩林立，实业建设则屡屡出现大型的奇迹式的突破。
在此后两千余年的古典社会，这样的时代环境已经成为我们难以企及的梦想。
5 百家同构：华夏文明的多元均衡特质
从文明原生态的意义上说，春秋战国的思想生态体系，具有最为合理的均衡性。
均衡性，决定着一个民族文明体系的生命活力。一种文明能否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能否具有最活跃的创造性，取决于这种文明体系的总体架构是否具有内在的均衡性。更通俗地说，文明体系的内在均衡性，就是文明体系内在构成是否具有相互制约的多元力量，从而形成一种无法摧毁的坚实结构。
春秋战国形成的思想生态体系，恰恰具有内在结构均衡的历史优势。
让我们从宏观结构的意义上，鸟瞰一番那个时代的多元体系图景——
其一，创造性思想群。
这一群体，以法家、兵家、墨家为轴心，形成了我们文明体系中最为强大的以变革精神为根基理念的创造性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的基本面是：一则推崇创造，二则推崇变革，三则推崇实践精神，四则推崇法治，五则推崇大爱精神。
虽然，在秦帝国之后的中国古典社会，这一思想群被“罢黜”，被置于从属甚或有意限制的比自生自灭还要糟糕的流放境地，其爆发力越来越被遏制，越来越居于弃儿角色。但是，他们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明基因之中，他们的价值精神并没有最终泯灭。每每在民族危难、国家存亡、社会衰落的危急关头，这种“求变图存”的精神特质，都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爆发出来，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我们的沉沦。
其二，保守型思想群。
这一群体，以儒家、道家为轴心，形成了我们文明体系中最为顽韧的以复古精神、居弱精神、淡泊精神为根基理念的保守型价值体系。任何健全的文明体系中，都会有相对成熟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保守主义的历史意义，在于作社会前进的制动器，避免社会因过激冒进而毁灭。在中国文明体系中，也同样有理念清晰的儒家保守主义、道家保守主义。虽然，他们之间有着某些重大区别，但是，在复古、保守这两个方面，是基本相同的。在春秋战国多元发展的健康的文明原生态环境下，儒家与道家，起到了使整个社会保持清醒的历史作用，是有其存在价值的。
我们文明发展的悲剧性在于，自西汉开始，将这种制动器式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自觉地“独尊”为惟一的正宗思想体系，“不使百家并进”，严厉遏制并持续侵蚀创造性思想体系的发展。虽然如此，儒道两家的保守主义，仍然不能完全抹去我们强大的创造精神的本色，这是我们的历史幸运。
一个值得强调的问题是，儒家在被独尊的两千余年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历史变化，其最重要的变化是自觉剔除了政治上的绝对复古理念，演变为人伦与哲学意义上的普遍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同时，儒家在两千余年的“文化霸权”中，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历史传统，也弘扬了自身体系中某些合理的理念，譬如仁政理念、民本理念等。为此，我们对儒家的历史继承原则是，只反对“独尊”，不主张“铲除”，更无所谓“打倒”。我们的总体原则是，百家同构，法儒共生。
其三，哲学思想群。
这一群体，以道家、荀子、名家为轴心，形成了我们文明体系中的哲学阵地。其中，道家最具政治哲学意义的“尚一”思想，这形成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最坚实根基——统一理念与集权理念。荀子与名家，则以最具思辨性的“名实论”、“究名求实”的哲学思维，奠定了中国文明的纯哲学思维。中国哲学的思辨特质与实用主义特质同在的历史特点，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其四，实业思想群。
这一群体，以农家、商家、计然家、医家、水家、工家等为轴心，形成了我们文明体系中以立足实业生计的创造为根基理念的生存价值体系。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些实用学派的社会地位，与其他所有的思想家群体是平等的，其执业者，其研究者，是同样被视为士人阶层的。
可以说，在中国五千年的古典文明史上，只有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实业领域的研究群，获得了正当的社会尊重与价值评判。在秦帝国之后的两千余年里，实业研究群的社会地位越来越沦陷，最终竟被视为“奇技淫巧”的末技之学。自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开始，春秋战国时代的实业研究精神已经被严重扼杀，我们科学思维的精神根基与历史传承几乎被全部斩断，我们有可能的科学创造环境，已经死寂了。以至于到1840年，列强的军舰火炮对准我们轰击时，大清的官员们硬是认为这是“妖邪之物”，要以人粪尿镇妖。
这是中国文明史的又一大悲剧。
文明体系宏观结构的内在均衡性，决定了我们民族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国家衰弱之时，我们有顽强的变法精神，即或它越来越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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