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39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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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39
实行了新政改革，推行了“初税亩”。
这是一种新税制，其实际政策是：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不论公田、私田，一律由国家按照亩数收税。“初税亩”的政策逻辑是：既然私田与公田一样，都对国家纳税，当然也应当同样获得国家的保护与支持。这样，私田的发展就由秘密转为公开，由非法转为合法。客观地说，“初税亩”将当时不合法的私田合法化，促进了旧井田制的瓦解，是春秋社会最早的具有真正创新性的经济变革之一。
与此同时，“三桓”在各自的封地上也程度不同地推行了新的税制：季孙氏的封地全部采用新税制；叔孙氏的封地听其各分支首领自便；孟孙氏的封地，一半土地实行新税制，一半土地实行旧税制。因为季孙氏的新政相对彻底，所以民众乐意归附，很快发展为三桓之首。
季文子死后，孟孙氏、叔孙氏相继领政，都实行了程度各异的新政，鲁国的私家势力便越来越壮大了。三十余年后，到了公元前562年的鲁襄公时期，三桓合力，将一度衰落为只有“两军”的鲁国军队，恢复扩建为“三军”，同时又扩充进了三家的私兵，由三家各自掌控一军。自此，鲁国公室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
春秋末期，三桓势力再次分割鲁国：将鲁国土地与军队分割成四份，季孙氏独占两份，孟孙氏、叔孙氏各占一份；公室既不能占土地，也不能掌军队，所需财货用度全部由三桓分摊供应。这就是“卑公室，三桓分割鲁国”。到了吴越争霸的春秋末期，鲁悼公在位，三桓势力已经彻底巩固了，鲁国君主的势力已经大大萎缩了。《史记·鲁周公世家》是这样记载的：“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至此，鲁国几乎成了第一个向新兴国家迈进的传统大诸侯国。
可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鲁国的新政集团始终未能发生本质的跨越。
（3）鲁国旧势力对新政势力的全力抵制
三桓势力壮大并推行新政之后，鲁国以公室力量为轴心的旧贵族集团，便以各种方式抵制新政，与私家势力进行较量。这种较量，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武装对抗，公开地以军事方式剿灭三桓，主要有南蒯氏、郈氏、子家氏、阳虎等集团，于数十年间发动了四次军事进攻；
二是请求外邦力量干预。鲁宣公之后，鲁国曾先后秘密请求过齐国、晋国、越国以武装力量剿灭三桓，但都没能成功。
第三种是政治对抗，以公室力量公开发动对三桓势力的取缔，同时毁灭其封地城邑。
在这三种方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
公元前501年，是鲁定公即位的第九年。此公歆慕孔子学问，也推崇孔子的政治主张，于是在这一年，鲁定公任用孔子作了“中都宰”。这是执掌都城政务的显耀大官。自此，孔子开始了短暂的政治生涯。
鲁国重大的政治较量，发生在鲁定公时期，主持人正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孔子。孔子介入政治的过程及其结局，是春秋末期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一个典型。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其个人的现实命运，都隐藏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内涵。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正当天下变革大潮方兴未艾的春秋晚期。身为没落的中小贵族的后裔，史料对孔子的生身环境有三个字的概括：“贫且贱”。也就是说，孔子是当时比较典型的贫贱布衣之士。按其社会地位要求，按其实际利益所在，孔子本都应该如同春秋战国的无数布衣之士一样，成为变革思潮的推动者。可是，人群的复杂分化就在这里——实际社会地位与其所产生的目标追求，未必总是一致的。贵族阶层有走向平民社会的叛逆者，平民阶层也有走向贵族立场的叛逆者。孔子的人生道路，是后一种叛逆——努力脱离自己“贫且贱”的平民地位，走向了本不属于自己群体的贵族立场。
春秋中后期社会的实际变化，使孔子这样的贫贱布衣得以读书成长。不清楚是尚未加冠，还是刚刚加冠之后，孔子便开始了仕途奔波，先后当过委吏（仓库保管员）、乘田（畜牧管理员）等小吏。大约仕途无望，孔子很快便放弃了小吏生计，开始了游学生涯。孔子的游学，没有固定的老师，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学成才。从中年开始，学问有成的孔子开始了收徒办学，开始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反对当时的社会变革，主张全面回复到西周礼治社会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等，是孔子对自己政治主张的典型表述。与此同时，孔子率领弟子群开始了长时期独立的政治传播活动。渐渐地，孔子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声望。
终于，在孔子五十岁的时候，命运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
中都宰之后，孔子又被擢升为司空，执掌工程事务，进入了国家大臣的序列。很快，孔子又由司空转为更重要的大司寇，执掌国家律法的实施。在56岁这一年，孔子的权力地位达到了人臣巅峰——鲁定公“以孔子摄相事”，也就是以大司寇的身份代行丞相权力，成了实际上的鲁国丞相。担任实际丞相后不久，孔子便离开了鲁国，再次周游天下做政治传播活动了。直到年届七十岁，孔子才重新回到鲁国。三年后，孔子死去。这就是孔子一生的主干脉络。
在为政近六年余的时间里，孔子顽强地推行旧政治，为鲁国做了两方面大事：
第一，正面发动政治决战，力图摧毁三桓新兴势力。
这场政治决战，发生在鲁定公十二年，当时称为“堕三都”。其实际含义是三点：其一，拆毁“三桓封邑”的城垣，进而推行对私家城邑的正式取缔政策。其二，收回“三桓”封地的私兵，恢复军队归公室统领的制度。其三，废除“三桓”对封地的独立治权，推行公室全面治权。从实质上说，这是孔子代表公室权力与私家权力的正面较量。在当时发达活跃的诸侯国中，这是非常罕见的，几乎是惟一的一次新旧势力的正面较量。所谓正面较量，就是不以任何其他原由为借口削弱对方，而是直接地制度取缔，直接地权力废除，直接地政治诉求。应该说，在具有深厚礼治传统的鲁国，孔子占有政治上的相对优势。
这次重大事件的主要过程是：季孙氏坚决抵制，在将要毁城时，对鲁国公室发动了军事进攻。孔子率军击败了季孙氏，并一举拆毁了季孙氏的城垣——费邑。孔子乘胜追击，又成功拆毁了叔孙氏城垣。最后的孟孙氏集团却不屈服，举兵防守，拒绝拆毁城垣。鲁定公与孔子率军围城，却又始终无法攻克。之后的事件发展，各种史料互有矛盾。总之是，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变化，“堕三都”决战不了了之了。其政治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三桓势力在暂时低潮后，很快又强大起来。
第二，诛杀少正卯，遏制变革思潮蔓延，遏制新生言论。
鲁定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496年，56岁的孔子“摄行相事”。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了著名的新言论传播者少正卯，发动了遏制新思潮的政治攻势，一时震动天下。《史记·孔子世家》对这一事变的记载过于简单。相对具体的史实记载，是西汉刘向的《说苑》。后来的《说苑疏证》，又征引了《荀子》、《孔子家语》、《尹文子》等文献记载，佐证了这一事件。我们不妨将《说苑》对这件事的全文记载录之如下：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一也。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辩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智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蠋沐，太公诛潘阯，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为其昼则攻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也！
这段记载的核心，是孔子对这群愚气很重的弟子们的严厉训诫。而这段训诫辞的核心，则是孔子杀少正卯的五大理由，以及杀少正卯的重大意义。五大理由是：“心辩而险，言伪而辩，行辟而坚，志愚而博，顺非而泽。”重大意义则是，与古今圣贤诛杀奸人是同等伟大的。孔子的最后归结是，少正卯这种人是“倾覆之徒，是奸人之雄”，是必须诛杀的。
孔子这段自我辩护，没有一句依法行刑的话，全部都是依据自己维护旧制的政治信念所作出的主观评判与类比。在春秋末世，法律已经开始公开化的时候，孔子奉行了典型的人治诛心方式。弟子们所以急匆匆赶来，所以都不满，所以都不懂，所以都迷惑，其根本点，实际是一种矛盾心理——既对新的变革潮流有所歆慕，又对传统王道杀人方式有所依恋；既不满于老师，又力图解惑于老师。
孔子诛杀少正卯，是春秋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与同时期子产不毁乡校的作为相比，孔子是极端化的复古派。西汉之后，对这一重大事件的争议却越来越多。一种意见认为，这个事件是编造的，事实上孔子没有杀过少正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一事件是真实的，早期史家与学者不可能凭空对孔子编造出如此重大的一起杀人案，更不可能编造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事件。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以当时环境的政治逻辑，这一事件具有基本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孔子杀少正卯，对天下诸侯群震动极大。鲁国的最大邻国是齐国。齐国的新兴势力，尤其深感不安。齐国人认为，孔子“为政必霸”，鲁国再由孔子执政，将来必然会严重威胁到齐国。于是，齐国开始为驱逐孔子做起了文章。第一步，先与鲁国国君交好。齐国选派了一支八十人的女子乐团，外加三十辆由四匹马驾拉的精美车辆，隆重地送进了鲁国，陈列在鲁国都城的南门外。可是，大约慑于孔子的威势，鲁国竟没有官方表示。这时，处于蛰伏之期的“三桓”之首的季桓子出现了。季桓子的活动是：首先便装出城，察看了一番齐国礼物。回城后，季桓子面见鲁定公，说动鲁定公接受了齐国的女乐宝马。之后，鲁定公沉醉其中，竟至三日不理国事。对鲁定公的沉沦与妥协，孔子深感失望，于是离开了鲁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政坛。就实际而言，与其说齐国攻势奏效，毋宁说鲁国公室觉察到了新势力的强大，不敢再用孔子了。
自此，鲁国新旧势力的正面决战大体宣告结束。
鲁国的新兴势力越来越强大，但鲁国却始终没有进入新的战国序列。
7.宋卫：中小诸侯国的阵痛效应三
春秋时期诸侯群的变化热点，还有宋国、卫国这两个老牌诸侯国。
宋、卫两国，都与殷商遗民有关。宋国是殷商王族后裔的封国，国君族群是殷商王族，主体人口却是中原原住民。卫国是周室王族诸侯，国君族群是姬氏周人，国人的主要部分却是殷商遗民，也就是殷商七大族群。这是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对殷商后裔的分化治理政策，将殷商王族与殷商王畿的遗民分而治之。由周室王族诸侯统领殷商遗民，由原住人口做殷商王族后裔的封国人口，在事实上将殷商王族后裔的势力尽量削弱，尽量架空。
所以，就政风看，殷商遗风在宋国。就民俗生计看，殷商遗风在卫国。就整体发展程度而言，这两个国家都地处于肥美平原，经济殷实，国人素质较高，习俗自由奔放，是春秋社会与战国初期的富庶风华大邦。宋、卫两国的求变作为及其引起的阵痛动荡，对春秋时期华夏文明的融合，曾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宋国的求变思潮与权力斗争
宋国求变思潮的活跃及其新政现象，出现得很早。
春秋中期，宋国的戴氏、乐氏、皇氏、向氏相继当权。这四大势力，都是宋国国君庶出后裔的繁衍分支。西周末期的镐京事变时，宋国的在位君主是宋戴公。宋戴公死后，其嫡系长子继承国君，其余庶出公子便开始了独立的繁衍发展。到春秋中期，宋戴公的庶出后裔们发展出了三个最主要分支：一支是戴氏，其首领人物是执政大臣华元；一支是乐氏，其首领是后来的执政大臣司城子罕；一支是皇氏，其首领人物是皇瑗。另一股向氏势力，则是宋桓公的庶出后裔。这些由“公族”而演变为“卿族”的大臣集团，长期占据着宋国的主要权力。
在戴氏、乐氏当政时期，正逢齐国田氏、晋国六卿等新兴势力蓬勃生长之时，宋国也弥漫出浓厚的求变思潮。当时，主张恢复西周礼治的孔子与弟子们游说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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