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4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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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程。
与此相比，希腊神话中神性善恶的冲突，则要缓和得多，局部得多。潘多拉女神不定期释放人类灾难，大约是最具恶性的天神了。除此之外，其余天神的个别不善行为，很难说具有神性恶的特质。也就是说，希腊神话中天神善恶冲突的深刻程度（毁灭人类生命）与普遍程度（神界的全面战争），都远远不能与中国神话相比。
中国早期人群这种深邃、酷烈而又壮美无比的史前神话，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独一无二的。应该说，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神话思维的原初特质，构成了我们生命群体最早的精神因子。
2.远古传说时代的人神特质
神话时代之后，我们的民族走进了远古传说时代。
所谓远古传说时代，是一个民族关于自身早期脚步的历史记忆。在文字出现之前，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来追忆自己的历史的。世界上至今仍然有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历史脚步，依然保留在种种传说之中。尽管，传说的历史不那么确定，不那么清晰，但是，它确定不移地包含了一个民族早期发展的基本方面，是一个民族早期文明的粗线条历史，是任何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文明史环节。
华夏文明的远古传说时代，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近于神话的朦胧的远古传说时代；
第二阶段是大体有排序纪年的近古传说时期，也就是清晰传说时代。
在这两大传说时代里，华夏族群已经在今日中国大地的各个区域开始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创造。东北、华北、西北、中南、东南、西南、岭南，到处都有被现当代地下发掘证实的早期文明遗存。史料所记载的，只是部分远古传说，只是当时局部地区的基本活动，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当时特大族群中心区域的传说，而远远不是中国大地全部的远古文明记录。
这一点，我们务必要有清醒的意识，不能堕入黄河流域惟一论的褊狭境地。
在远古时期，那些开拓生存空间与创造人类最早生活方式的出类拔萃者，都是半神半人的救世者。从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上审视，这种具有时代符号意义的远古人神，我们的远古历史上共出现过四个——伏羲氏、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可以说，这四个半神半人的创造者，是中国远古时代的四大圣雄。从实际历史看，他们所在的时代，也就是远古社会的四大发展时期。
（1）第一时期，远古圣雄伏羲氏时期
据说，伏羲氏是蛇身人首的灵异者。伏羲氏发明了结网捕鱼，又发明了最早的神明预测术——八卦。从实际意义看，渔网的发明，使先民们有了第一种可以大量捕捞的天然肉质食物——生鱼。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它对人类的早期生存有着最直接的意义。
但是，对于八卦在这一时期的发明，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了。
可是，若从生存避险的意义上看，则很容易理解。在生存能力还很脆弱的条件下，人类要存活下去，就必须能够迅速而成功地逃避种种凶险与灾难。而要迅速成功地逃避，能否预知凶险灾难的来临，则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如何预知随时可能突然来临的凶险与灾难，是当时人类最迫切、最普遍的需求。在此社会需求下，一个具有超越人类智慧的半神半人，发明出一种今天的我们难以理解的预测凶险的方法，就不是十分突兀的事情了。
从实际生存的意义上说，伏羲氏八卦，可以看做是远古人类的第一个生存预警系统，对于人类生命的延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无论这种预测方式，在人类生存环境已经大大变化的今天看来是如何的神秘诡异，如何的矛盾与不可靠，但是，远古生存环境下的人群一定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灵异性，这种神秘预警方式，对于他们具有非常有效的实用性。
关于伏羲氏，还有另一种传说，说他也是创世神之一，是女娲氏的兄长，兄妹都是蛇身人首。伏羲氏与女娲氏兄妹成婚，才繁衍了此后的人群。据说，伏羲氏还为当时的人们确定了婚姻方式，这就是“制嫁娶”；还发明了姓氏制度，这就是“正姓氏”。这种存在于远古传说中的矛盾说法，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2）第二时期，远古圣雄有巢氏时期
据说，有巢氏用树木枝条搭建了某种窝棚，这就是“构木为巢”。
构木为巢的实际意义，是为当时的人群发明了最早的房子，使先民们有了遮风挡雨的去处，有了拼搏谋生之后休养生息的立脚点，人群的成活率由此大大提高。居巢房屋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摆脱了动物禽鸟式的栖居状态，为固定居所的普遍出现，提供了最直接的条件。这种“居巢”房屋，当然应该看做是广义的，它既可能是树林间搭建的早期窝棚，也可能是地穴地窖，也可能是山洞石窟。只有房屋时期的到来，当时的人群才有了稳定地聚居在某一区域的可能。而人口相对集中的居住，才有可能产生稳定的通婚，才有可能发展为大的群落。否则，经常处于流散栖息之中的人群，是无法稳定聚合的。
因此，房屋的出现，是远古人群稳定居住并进一步发展的第一块文明基石。
这就是有巢氏时期的实际生存意义——为人类的稳定群居提供了物质条件。
（3）第三时期，远古圣雄燧人氏时期
据说，燧人氏用尖头木钻稍软的木板，发明了火，这就是“钻木取火”。
据说，燧人氏又用火烧水，将猎物丢在滚水里煮熟了吃，这就是“教民熟食”。
火的发明，熟食的发明，是远古人群生存方式的第一次跨越，是向文明境界迈进的最大一步。也可以说，这是远古人类文明的第一个伟大坐标。假如说，此前远古各个时期的发明，主要解决的还都是如何保存并延续人类群体生命的问题，那么，火与熟食的发明，则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结构，解决了人类生命如何更加强壮、如何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并实现人类生理机能大大跨越的问题。
（4）第四时期，远古圣雄神农氏时期
据说，神农氏人身牛首，是其母看见神龙之首而感应所生下的一个神异者。
这个神农氏，用木头制造出了耒耜，其形状类似于后世翻土的锹。而后，神农氏又用这种工具开挖生土，撒进某些植物的种子。不久，这些植物破土而出。收获成熟之后的籽粒，竟然可以煮出来吃。这就是神农氏的“制耒耜，教民耕稼”。神农氏还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就是遍尝山野百草，发现了可以治病的药材，并发明了服用草药的方法。从此，华夏族群开始有了医药。
耕作工具、耕稼活动以及药材的出现，使人类进入了自己创造食物、自觉维护生命力的阶段，相对摆脱了纯粹依靠自然资源生存的方式，有效克服了食物短缺的生存危机，使人类真正进入了劳动生产的创造时代。因此，工具与耕稼的发明，是远古人群又一次伟大的文明跨越，使之真正迈进了近古文明的门槛。
这些半人半神的远古圣雄，是一个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文明符号。
透过这些历史符号，我们可以鸟瞰远古时期广阔而坚实的生存画卷。
3.近古传说时代的人类生存状况
从远古传说时期迈入近古传说时期，是我们远古祖先一个巨大的文明跨越。
我们的近古传说时代，已经开始有了大致清晰的社会轮廓。这一社会轮廓，是以各族群首领及其业绩为标志的。黄帝轩辕氏、炎帝烈山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少昊金天氏、尧帝陶唐氏、舜帝有虞氏、东方九黎族的首领蚩尤、东方共工氏、禹帝姒氏等领袖人物，是近古传说时期的主要标志。另外，还有其他诸多族群的姓氏、图腾、业绩与传承等，也都具有了大体明确的框架。在这样一个近古时代，我们的族群实现了第一次大聚合，建立了松散的联盟权力社会。
那么，这一文明的跨越，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实现的？
远古时期的最后阶段，先民们已经完成了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进入了较大规模的社会性生存状态。具体地说，就是先民们已经走过了远古时期的自发性生存状态，开始以特定地域为经常性生存空间，以特定族群的稳定聚居为生存方式，开始了相对稳定的发展。让我们来想像一番近古开端时期先民们的生存状态吧——
散漫的人群开始在各个地区聚集起来，形成了以家族、氏族为基本单元的大型族群；
这些大型族群有了共同的名号，有了稳定的领袖，有了组织实施不同事务的各种头目；
这些不同族群之间，已经有了相互通婚的习俗，人群的繁衍进一步稳定；
各族群的族内人口，已经有了粗线条的大体分工，以氏族为基本单元的生产方式已经相对稳定。群体刀耕火种，群体渔猎游牧，族群之内与族群之间的协作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远古时期。部分食物、衣物与日用品的剩余，已经开始出现。族群内部也有了相对公平的分配方式。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婚姻家庭，其组成方式与生活方式，也已经基本稳定。
总体上说，这时的人群生存状态，已经进入了以族群为社会组织单元的早期文明。
但是，族群之外的大社会，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还处在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无数分散在特定地域的大小族群，依然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在刀耕火种的近古时期，自然资源的多寡，几乎完全决定着族群生存状态的优劣。各个族群所在地域的山林、水面、草地等有效资源，在极其粗放的一次性刀耕火种中迅速减少。各个族群要继续维持相对良好的生存状况，或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就要不断地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争取占领尽可能多的未开发土地，以供较长时间内的一次性耕种。这种拓展更多山林、水面、草原与土地的急迫需求，对于所有的族群都是同样的。
这就是说，任何一个族群都面临着同样的生存挑战——只有占据更多更好的土地资源，才能保持较好的生存状态。这种普遍的生存挑战，带来了三种普遍的社会争夺：首先，是各个族群对尚未开发的无主土地的争相抢占；其次，是特大族群对中小族群土地的野蛮侵占；第三，是特大族群之间对大面积资源的相互抢占或相互争夺。如果，当时的“天下”不能有效地遏制这种普遍的、无序的、残酷的、大规模的流血争夺，先民社会在远古时期积累的生存成果，完全有可能毁灭在规模越来越大的对自然资源的普遍争夺之中。我们先祖人群的文明脚步，很可能在残酷无序的相互残杀中同归于尽，就此中止。
正是在这样无序争夺的大背景下，先民们进入了近古初期的黄帝炎帝时代。
黄帝炎帝时代的中国人类生存状况如何呢？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重新审视黄帝炎帝时代，我们不能依靠诸如少时神异、晚年成仙，以及征召天神、呼风唤雨那样的神话传说进行评判分析，而要依据种种史料，进行科学分析，重新发现。我们确信，以《史记》为轴心的种种史料，已经对遥远的历史记忆作出了认真的甄别与相对系统的整理，其基本框架与基本事实，完全是中国近古社会的信史。以当代理念分析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确立的基本事实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近古时代的中华大地，已经形成了许多大规模聚居的有组织族群。
根据历代史学家的种种考证，黄帝时代大型族群的名称至少有20个：少典氏、少昊氏、神农氏、西陵氏、蜀山氏、风后氏、力牧氏、常先氏、大鸿氏、应龙氏、涂山氏、共工氏、方雷氏、彤鱼氏等14个是农耕渔猎族群；另有3个大游牧族群，山戎氏、猃狁氏、荤粥氏，他们是后世戎狄人与匈奴人的先祖；同时，还有3个特大型族群，一个是列山氏族群，大体以江淮流域的上中游山地为生存活动区域。一个是轩辕氏族群，大体以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带为生存活动区域。一个是九黎氏族群，大体以江淮流域下游与滨海地带为生存区域。如果再将未被记载的族群，以及特大族群不断的分解分支估算在内，这一时代的区域族群数目将是非常庞大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谓的“天下诸侯”，不过是这种各自生存的族群的后世称谓而已。
其次，三个特大族群都有了自己稳定的领袖，已经进入了有组织的早期权力社会。
列山氏族群的领袖，称作炎帝；轩辕氏族群的领袖，称作黄帝；九黎氏族群的领袖，称作蚩尤。那么，“帝”是什么？是后世权力意义上的君主吗？显然不是。在文字还没有发明的近古社会开端期，我们有理由相信：“帝”这个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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