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红跟谁急 作者:韩石山

    第 11 章

    转变说，即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已经成了鲁研界，甚至是全国文化界的共识。

    我不这么看。

    做什么都要讲道理。道理讲不透，就不能让人信服。不说一九三零年了，这年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就说一九二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人物的态度或者说是立场有所转变的话，不是去了上海之后，而是去上海之前多少年，已经完成这个转变了。

    严格地说，也不叫什么转变，一下子我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儿，干脆说白了，就叫“闹翻了”吧。也就是说，他跟胡适、陈独秀他们一起办《新青年》时，是那个鲁迅，闹翻了也还是那个鲁迅。后来到了上海，跟共产党走到一起，成了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的主将，也还是那个鲁迅。只是时势不同，气味相投的人也就不同，合作的人也就不同。不是鲁迅在变，是局势迫使鲁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选择，是我们需要他变。只有变了才能说他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

    顺便说一下，我也不同意“利用说”，说是共产党利用了鲁迅，怎么可能呢。鲁迅是个很有个性的人，那么大岁数了，谁也利用不了。是他自己愿意那么做，是他需要那么做。较为恰当的说法应当是，鲁迅和共产党合作。一九二七年鲁迅的声名已经衰落了，走到哪儿都待不长，没办法来到了上海，可说是孤苦伶仃、走投无路。一到上海就受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就和项羽到垓下一样，四面楚歌，杀不出重围。正好共产党来做工作，推他当国统区文化战线的旗手，何乐而不为呢？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不存在着转变，也不存在着利用。

    前面说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时，我加了“前期”这个词儿。我是有我的用意的，不妨说是有我的险恶用心的。现在该老实交待了。

    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大将，意思是说，到了后期，他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了。他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就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如果此后他只是当他的官，当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自相安无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人各有志嘛，你不能说当官不是为社会服务，纯粹搞学问不是为国家作贡献。可惜不是这样。他的性格先就不允许。因为对个人的反感，怨气越来越大，积恨越来越深，自觉不自觉的，也就走上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道路。

    鲁迅是怎样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

    有人说是肇始于一九二五年夏天的女师大风潮，有人说是结怨于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的结怨是因为“三一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访许羡苏同志》）

    陈西滢说的最不满意的话，就是有些教授不该鼓励学生去游行。鲁迅也是不主张学生游行的，比如他对许广平就采取了挽留避祸的办法，这都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但鲁迅写起文章来可就不一样了，你看他是怎样说的。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要是再有游行，学生听了这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我们不会以此来非难鲁迅。这是说的要继承烈士的精神。发扬精神，和适当的策略，各是各的，都是应当的，不能说谁对谁错。反正我是不相信陈西滢会和北洋政府同流合污。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6)

    还有人说，是因为徐志摩办《晨报副刊》时引起的“闲话事件”，让鲁迅和现代评论派诸人结下了死仇。这就更迟了。这些都是果，不是因，因要更早些。

    在研究思考的过程中，有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件小事，是大可考究一番的。这便是孙伏园当《晨报副刊》编辑时发生的“撤稿事件”。

    这件事我在《徐志摩传》中详细地写了，这里不妨给大家说说。

    《晨报》是研究系的一个报纸。研究系是民国时期一个大的政治派系，首领是梁启超、林长民这些人，最初是有个机构，叫宪法研究会，好像是这么个名字，他们认为要建立现代国家，必须要有一部好的宪法，现在还没有，那就先来研究。《晨报副刊》很有名，当时叫《晨报附刊》，意是随正报附送，附带着送去。写在眉头上的字是“晨报附刊”，写在报头上的字是“晨报副镌”。据说这四个字是请晨报社的社长蒲殿英写的，这位老先生是个老进士，字写得很好，尤其是隶书，但他又是个很刻板的人，他说隶书里没有这个“刊”字，意思相近的只有这个“镌”字，刊是刊刻，镌就是刊刻的意思，便将“附刊”写成了“副镌”，至于为什么“附”字要写成“副”字，是不是也是因为没有这个附字，就不得而知了。

    编《晨报副刊》的叫孙伏园，这个人是鲁迅的学生，鲁迅在绍兴中学堂时就教过他。他是北大毕业的，在北大时鲁迅也教过他，可说是老学生了。他对鲁迅很尊重，鲁迅对他也很好。鲁迅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就是他催促鲁迅写成，在副刊上连载的。他跟徐志摩也很好。徐志摩从英国回来，一九二三年初到了北京，孙伏园发了徐志摩好多文章。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来中国时，他配合徐志摩做了许多工作，报道行踪，扩大影响，很是卖力。两个人是好朋友。

    一九二四年月十月下旬，鲁迅写了首诗，叫《我的失恋》，给了孙伏园，鲁迅当时名气很大，孙伏园一拿到诗稿就安排发表。报社编辑，根据出报的时间，都有自己特殊的上下班规律。孙伏园的规律是，上午九点至下午两点看稿，两点开始发稿，发完稿就下班走了。晚上章中说，他举起了手，要扇刘勉己一个耳光，没扇上。解放后写同一事件的文章中说，他当时就扇了刘勉己一个耳光。我在《徐志摩传》中说，随着鲁迅声誉的越来越高，孙伏园的手掌离刘勉已的脸颊越来越近，而离诚信越来越远了。

    鲁迅的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现在这首诗有四段，当初交给孙伏园发表时，只有三段，最后一段是后来补的。我们来看这三段是怎样写的：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再看鲁迅自己是怎样解释的。在《〈野草〉英译本序》里他说，之所以写这么一首诗，是“讽刺当时流行的失恋诗”。在《我和的始终》里又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因为这首诗有个副题叫《拟古的新打油诗》，《鲁迅全集》上加了个注，说鲁迅所说的拟古，是拟东汉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说张衡的《四愁诗》是以“我所思兮在什么”开始，以“何为怀忧心什么”结尾。好像真的是讽刺当时的失恋诗，好像真的是拟古，实际上全不是这么回事。鲁迅自己有句话，倒是很好的注释。在《英译本序》里，他说，这个译本里面所收的这些文章，“大抵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如果真是讽刺当时那种“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一类的失恋诗，有什么必要连措辞都含糊呢。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首诗是讽刺徐志摩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九二四年夏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失恋已成定局，和陆小曼刚刚相识，还没有进入恋爱状态，可说是他一生最为痛苦的时期。徐确实写了一些失恋诗，比如五月写的《去吧》，这首诗里，也确实有“去吧，人间，去吧！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这类句子。《去吧》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肯定是孙伏园经手发的，鲁迅肯定是看到了的。说是什么“拟古的新打油诗”，不过是遮人耳目，让对手有口难辩罢了。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7)

    孙伏园和徐志摩是朋友，徐志摩的诗来了发，老师的诗来了更要发，作为一个编辑他是没有过错的。但刘勉己作为《晨报》编辑部的负责人，见了这样的诗，也是不能不撤的。这不是得罪徐志摩一个人的事，弄不好就得罪了一大帮子人，再说，《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入室弟子，虽说有徐志摩和林徽因这层关系，梁启超对徐志摩还是很好的。要是在自己的报纸上这么糟践徐志摩，梁启超会不高兴的。因此上说，刘勉己要撤稿，也是有充足理由的。惟一不合适的地方是，他应当等孙伏园来了，跟孙伏园商量着办。可是马上就要付印，时间确实来不及了。至于孙伏园一怒之下要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他自己后来也说，这是他一生做的最不文明的事。

    孙伏园一怒之下就辞了职。他说是马上递的辞职书，我想不会那么快，总得到了第二天吧。

    对这件事，鲁迅后来多次做过解释，上面说的给《野草》英译本写的序，是一次。这是两年以后的事。十年以后，给他的《集外集》写序时，又做了一次解释，他说他不喜欢做新诗，也不喜欢做古诗，所以还写了几首新诗，是因为那时诗坛寂寞，就打打边鼓，凑凑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

    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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